互聯網不需求“總部經濟”

　　亞馬遜的第二總部落空后，阿里在北京的第二總部卻傳出了新消息。

　　北京市發改委披露的2019年重點工程方案中，阿里巴巴北京總部園區將在本年11月開工，估計2024年投入使用。四年前啟動的“北京+杭州”的雙中心、雙總部戰略，總算再次向前走了一步。

　　阿里的北京總部并非是孤例。去年11月份騰訊北京總部大樓正式完工，被稱為“亞洲最大的單體辦公樓”的修建;小米在昌平未來科學城的才智園區也將開建，以及相同在北京的小米互聯網電子工業園和小米移動互聯網工業園;京東總部二期2號樓正在建設中，規劃達到55萬平米……

　　一連串在建的總部大樓背面，北京好像正有意捍衛“互聯網之都”的名號。

　　陳舊的總部經濟

　　2003年底，80多家大型企業將總部遷入北京豐臺的總部基地，不乏三洋、東芝、LG之類的跨國企業，“總部經濟”成為當年科博會上最灼人的字眼。

　　那時候互聯網創業者還沒有“登堂入室”，主角仍然是制造業。而我國商場的改革開放，讓北上廣深成為新的價值洼地，在工業搬運的趨勢下，大批跨國公司開端搬離香港、新加坡、東京，使得“總部經濟”在我國商場大行其道。

　　宏碁創始人施振榮提出了聞名的“淺笑曲線”，兩頭是附加值最高的技術研制和商場銷售，中心是附加值較低的出產制造。一個面積只要幾十平米的企業總部，或許創造出數億元的營業額、數千萬的利潤、上千萬稅收，并直接帶動房地產、金融、物流、酒店、文娛等服務業的開展。相比于動輒占地上千畝，但增收不那么顯著的出產車間，各地政府自然算得清其間的經濟賬。

　　被提及最多的還有總部經濟的工業乘數效應，當一個大型企業將總部放在某一城市，除了真金白銀的稅收，也將是城市的另一張名片，在出資、消費、交易、辦理、技術、人才、信息、資金等方面輻射拉動周圍成片地域，從而促進區域經濟的昌盛。

　　在總部經濟中嘗到甜頭的北京，明顯比其他城市有著更敏銳的嗅覺，已然制造業上不如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工業分工，回身瞄準了高新技術工業，剛剛起步的互聯網也在其間。

　　2003年前后，新浪將商場營銷部分從中關村搬往現代城，思科將辦公樓設在了東城，微軟也將商場和銷售部分遷往國貿區域，彼時海淀區域的地價現已飆升至每畝一百多萬，導致很多企業忍痛撤出。到了2003年3月，海淀區就出臺了優化開展環境的22條“鐵律”，中心內容是“大副下降工業用地價格，每畝地價最高不超過30萬元。”

　　回頭來看，“總部經濟”的名詞現已鮮有提及，中關村卻成了我國互聯網的搖籃，北京已然是互聯網巨子扎堆的大本營。

　　逃離北京的理由

　　到了今天，逃離北上廣深簡直成了主流。

　　《通勤，正在“殺死”1000萬北京青年》在2018年刷了屏，標題有些驚悚，內容卻讓不少年輕人感同身受：“清晨五點，人們現已在為通勤奔走”、“在北京，人們均勻每天上班超過一個半馬(26.4Km)”、“只是到公司，已耗盡我所有力氣”。

　　何止是通勤，高房價、快節奏、焦慮、戶籍門檻……新世相僅僅用一場“4小時后逃離北上廣”的營銷，就點著了“北漂”們單薄的歸屬感。在這種氣氛下，北京遇到了一個新難題，當互聯網成為經濟的新寵兒，杭州、成都、南京、西安等紛紛向互聯網巨子們拋出橄欖枝，逃離北京從個體上升到了集體。

　　一面在北京“拿地”，一面籌謀“南下”，成了小米的真實寫照。在北京總部之外，武漢和南京都成了小米的“老家”：武漢的第二總部被定位為“超級研制總部”，出資規劃在200億元上下;南京被認為是小米手機的“故鄉”，研制中心之外還有供應鏈、營銷部分以及諸多生態鏈企業。

　　2018年10月份，一份小米集團《搬遷職工相關福利方針》在網上流傳，小米職工從北京搬遷到武漢、南京后，不僅能夠享用原有的薪酬、餐補等基本待遇，還有3萬元的搬遷福利費和15天酒店住宿補助，一起當地政府供給了相對便宜的人才公寓，不受當地限購方針約束的購房資歷，條件不可謂不誘人。

　　事實上，從2017年開端，武漢、成都為首的二線城市就開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“搶人大戰”，試圖用戶口、補助等留住百萬大學生。到了2018年，“搶人大戰”愈演愈烈，長沙發布了“人才新政22條”、成都推出了“蓉漂方案”、濟南拿出“人才新政30條”、重慶提出“黃金10條”……

　　在這樣的大布景下，購房、落戶、創業等對人才的優惠方針外，面向互聯網工業的“總部經濟”思想也開端萌芽。畢竟相較于港口、煤礦、旅行等對高度依賴地輿因素的工業，互聯網簡直沒有地輿上的門檻。

　　位于澄邁的海南生態軟件園現已迎來阿里、騰訊、百度、網易等互聯網公司，開建西海岸互聯網總部經濟工業園也被海南納入進程。沒人知道會不會有其他城市也打出“互聯網總部經濟”的旗號。

　　杭州是個“壞榜樣”

　　2010年之前，如果一位程序員回到二三線城市，八成會找不到作業。

　　如今卻是另一幅現象，很多二線城市打造了帶有互聯網前綴的創業街、孵化器，開展互聯網工業的野心顯而易見，其間的佼佼者非杭州莫屬。

　　獵聘網2017年發布的人才陳述顯現，當年杭州互聯網工程師人才的凈流入率為12.46%，排名全國第一，北京的數據只要0.42%。在杭州互聯網工程師人才的貢獻者中，上海占比23%，北京占到了17%，人才流動的趨勢不無顯著。

　　也有媒體有過另一個維度的描繪：

　　“杭州蕭山機場T3航站樓每3000個瑞士雙肩包中，就有2200個裝著寫滿代碼的筆記本;余杭區的出租車司機每天能拉到13個議論APP開發的乘客;西湖銀泰的新白鹿餐廳，10桌客人有3桌議論物聯網、云核算、AI、區塊鏈。”

　　在我國所有的一二線城市里，杭州的互聯網光環乃至不亞于上海和深圳，也是在長三角城市群里，為數不多找到了新增長引擎的城市。

　　杭州的互聯網氣氛八成要歸功于阿里，淘寶的興起帶動了無數的電商創業者，并為杭州帶來了“電商之都”的桂冠，就連扎根杭州的網易也忍不住在電商范疇試水，蘑菇街、貝貝網、云集微店、環球捕手等都是在杭州土生土長的電商平臺。

　　其間不難看到“總部經濟”思想的影響，愿望小鎮間隔阿里并不總部僅有2.5公里，聚集了大批的阿里系創業者。一度名聲大噪的杭州創業大街，與阿里、網易、吉利、海康威視等巨子在濱江的襯托不無關系。

　　但杭州恐怕不是能夠復制的樣本，相比于其他二線城市對“第二總部”的癡迷，杭州的互聯網企業有著兩個鮮明的標簽。

　　一個是活躍的創業氣氛。在杭州大大小小的創業園區中，除了形形色色的電商工業園，大數據、人工智能、云核算、物聯網、互聯網金融、泛文娛等相同占了不小的比重，在區塊鏈火了之后，杭州市政府乃至打算把“區塊鏈之都”提上日程。

　　另一個是野路子的創業者。阿里系和浙大系成為杭州創業大軍的兩股中堅力量，但也出現了很多野路子的創業者，并沒有北京、深圳那樣的規范性，以至于在P2P爆雷潮出現時，杭州迅速成為外界圍觀的焦點。

　　XX沒有互聯網

　　沒有杭州的天時地利，不少二線城市成了《XX沒有互聯網》里的主角。即便是騰訊、阿里、京東等一系列巨子都去開設分公司的成都，成為阿里西北總部的西安，也沒能成為例外。

　　這些文章里，對二線城市的互聯網人有著準確的刻畫：要么詬病于老板不明白互聯網，要么吐槽短少和前沿技術接軌的機會，要么訴苦沒有適宜的換崗機會。

　　與之產生共鳴的是各種雞湯文的轉向。“逃離北上廣”的論題火熱時，很多雞湯文會講這樣一個故事：一個在北京漂泊的外地人，賣掉北京的房子回家園，過上了年月靜好的日子。而當”回歸北上廣”的論題出現時，故事換了另一個版別：在家園被不適應的人際關系搞得支離破碎，被逼重回北京“休養”。

　　需求答復的一個前提是，互聯網職業合適“總部經濟”嗎?互聯網職業或許不需求工業集群，但不能沒有氣氛。

　　在杭州好像能夠找到答案。阿里誕生于1999年，網易回到杭州也是2006年的作業，在兩大互聯網巨子死后，還有杭州本地現已興起的數量可觀的獨角獸。也就意味著，杭州早已形成了必定的出資環境、創業氣氛和運營經驗，西安、成都、南京、武漢、長沙等還需求不小的時間去追趕。

　　可在硬幣的另一面，互聯網公司正逐漸成為一個城市的“地標”，變成一些二線城市的心結。杭州的阿里、武漢的斗魚、合肥的科大訊飛、南京的途牛……以至于沒能孵化出知名獨角獸的成都，先后斥資6億和40億資金給錘子科技和人人車，決計可見一斑。

　　只是制造業時期的“總部經濟”，往往把總部設在城市中心，相應的工廠放在接近的縣市里，對高端人才的需求沒那么高。

　　互聯網完全是另一種標準，非典型意義上的“人才集中型”作業，一旦在二線城市設立“研制中心”，務必要考慮人才的流動性，以至于小米向武漢、南京這樣相對互聯網化的城市遷移時，也加上了“職工必須在新作業地服務滿2年”的硬性前提。

　　就這個視點而言，北京好像并不需求用“給錢給地”的方式款留互聯網巨子，即便有一兩家巨子挑選“逃離”，人才、本錢的規劃化遷徙也絕非一日之功。